本港器官捐贈率偏低,最新登記率約佔全港人口3%。近日有團體倡通識科加強器官捐贈的教育,令此話題成為通識科熱話,值得考生們留意。

背景

根據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InternationalRegistryonOrganDonationandTransplantation,IRODaT)的統計數字,2014年本港每100萬人中,僅有5.4人於死後成功捐出器官,即全港700百萬人口中,不足40人離世後會成為捐贈者。此人數遠遠落後於很多歐美國家。而觀乎過去十年,香港的遺體器官捐贈率一直徘徊於百分之四至七之間,並沒有任何上升的趨勢,反而自2012年後連續兩年下跌。截至2015年六月底,本港有逾2400人正等候器官移植,然而每年僅得50宗成功個案,移植平均需等候接近50年。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發表「香港的器官捐贈情況」的《研究簡報》,器官移植對幫助器官衰竭病患者的成效備受肯定,香港的器官移植成功率亦甚高。然而,遺體器官捐贈數目不足以應付需求,不少患有器官衰竭的病人在等候器官移植期間病逝。香港在2015年,每百萬人中僅有5.8人捐出器官,屬世界上最低的器官捐贈比率之一。

現時機制

政府於2008年11月成立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根據衛生署的資料顯示,雖然每年新登記人數平均有二萬多人,登記名冊的人數卻只佔全港人口約2.7%。曾有調查指出,縱然九成半人支持器官捐贈,完成登記程序的人卻只有少於四成。當中逾半受訪者表示不知從哪裡可得到器官捐贈同意卡或不了解器官捐贈計劃的資料,約八成受訪者更直認政府對器官捐贈的宣傳不足夠,可見受訪者一般認為器官捐贈的資訊於本港並不是一應俱全。

現時約有17萬9千港人已於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但要在死後成功捐出器官,捐贈者需要符合腦幹死亡、心臟仍然跳動,且沒有嚴重創傷、癌症及傳染病的條件。此外,香港人平均壽命很長,市民離世時體內的器官或因年齡關係,已無法用作移植。即使死者捐出的器官非常健康,仍需要考慮血型、身型、遺傳因子、病人身體狀況等因素。更重要的是,需得到捐贈者家屬同意。

目前,香港採用「自願捐贈」(opt-in)機制,市民自願捐出器官作移植之用,但死後捐贈器官的決定仍須徵求家屬同意。

發展與倡導

為加強中學生對器官捐贈的認識,香港器官移植基金會耗時兩年,製作共2千套名為「器官捐贈,以愛承傳」教材套,將陸續免費派發全港中學,期望能提升器官捐贈的登記率。該會創會主席何繼良指,教材除概論、受贈者等個案心路歷程,亦有宗教角度探討捐贈器官的看法。

基金會期望通過通識教材套,由教育開始,讓中學生反思器官捐贈的意義和重要性。「器官捐贈,以愛承傳」教材套包括概況、器官捐贈與移植流程、器官捐贈在港發展過程與未來展望三部分,其中亦有提及各個宗教對器官捐贈的觀點。何繼良指,教材套耗資三十萬至四十萬元製作,將免費派發全港中學使用,而供英語授課中學及國際學校使用的英文版本,正進行翻譯,預計明年三月前推出。

而在2016年中旬,超過一百間團體和機構參與政府發起的器官捐贈推廣運動,簽署推廣約章,承諾支持這方面的活動,參與鼓勵更多市民接受器官捐贈的觀念,並於衞生署的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上踴躍登記其死後捐贈器官的意願。

政府在五月時開始邀請不同的團體、企業和學校簽署《器官捐贈推廣約章》,支持的機構承諾由內部開始推廣器官捐贈的文化、鼓勵員工、會員登記器官捐贈的意願,再進而鼓勵他們的家人支持,及協助在社區推廣。

外國的經驗

雖然採用「預設默許」機制未必是提升器官捐贈率的關鍵因素,但仍可借鏡錄得高器官捐贈率的國家的經驗,從中發掘出其他的成功因素。西班牙和澳洲分別於1989年和2009年推行改革,及後兩地的器官捐贈率均見顯著上升。西班牙和澳洲分別成立專責機關,統籌器官捐贈及移植事宜,為此制訂相關策略和分撥資源。兩國亦為進行器官捐贈和移植手術的醫院提供撥款,以應付新增的額外開支,包括涉及添置配套設施及增聘額外人手的支出。

此外,西班牙和澳洲均設立駐院的器官移植統籌員,並多由接受過相關培訓的深切治療科醫生出任,負責識別可能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以及聯絡死者家屬以取得他們同意捐贈離世親人的器官。推行上述改革措施後,西班牙的器官捐贈率,由1989年每百萬人中有14名捐贈者增加至2015年的39.7名;而澳洲的器官捐贈率,則由2008年每百萬人中12.1名捐贈者增加至2015年的18.3名。

香港的做法

有別於西班牙和澳洲的做法,香港並沒有設立專責機關統籌器官捐贈及移植事宜,也沒有制定特定預算,以資助相關的醫療服務。此外,醫院內也沒有設立特定醫療隊伍,專責及早識別可能適合捐贈器官的病人。至於聯絡死者家屬以取得他們同意捐贈離世親人的器官的工作,現時由9名器官捐贈聯絡主任負責,他們為7個醫院聯網共41間公立醫院提供服務。

遺體器官捐贈率取決於個人是否願意在死後捐出器官,以及家人能否接納他們捐贈的意願。為此,澳洲的推廣教育以年青人為主要對象,並着眼於鼓勵家庭成員互相討論捐贈的意願,以確保有意捐贈器官的親人的決定得到尊重。香港的推廣教育集中於提高公眾對器官捐贈的認識,以及鼓勵市民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雖然政府曾多次提出與家人討論捐贈器官意願的重要性,但卻未見推出具體的措施加以配合。

術語剖析

器官捐贈:指人把身體的部分或所有器官捐贈給有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或捐贈給學術或醫學機構作研究用途,可分活體器官捐贈和死者器官捐贈兩種。現時坊間的討論主要指死者器官捐贈。

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捐贈器官者身故後,該名冊可以讓其家人及有關的醫護人員得悉其捐贈器官的意願。1中國傳統觀念:「死後留全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2這些觀念下,死後捐贈器官可能被視為不孝。究竟中學生在什麼程度下受傳統觀念影響,從而對影響其器官捐贈的接受程度。

討論

在香港,每年符合捐贈器官臨床條件的身故人士中,有一半人的家人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拒絕捐出已故家人的器官,當中包括不清楚家人生前的意願等。

加拿大一項研究5顯示,華裔和南亞裔人士器官捐贈的比例遠低於受贈的比例,反觀自願捐出的人當中,白人佔將近九成。加拿大經過多年的努力和推廣,但亞裔人士捐贈器官的比例仍然大幅偏低6。所以除了傳統觀念外,推廣和教育也可影響器官捐贈。相對於國內情況7,香港有相對透明、公平的器官捐贈分配機制,確保器官捐贈不會變成牟利的非法賺錢工具,捐、受者雙方身份保密,加上香港醫學技術令人信任,也甚少發生醫療意外。

爭議

針對器官捐贈率偏低的情況,近年社會熱烈討論應否把香港的器官捐贈機制,由現時的「自願捐贈」改為「預設默許」(opt-out),藉以增加適合捐贈器官人士的數目。在「預設默許」機制下,政府假設所有市民均同意死後捐出器官,不同意者須在生前提出反對。然而,採用「預設默許」的國家並無明確數據顯示推行該機制能夠提升器官捐贈率。

對「選擇退出制」意見兩極,不宜貿然更改制度早前有人建議,為求提升捐贈率,可仿效部分西方國家,將現時市民主動登記的「選擇加入制」(Opt-in),改為預設全民捐贈、但容許日後退出的「選擇退出制」(Opt-out)。

香港集思會於2015年10月以電話訪問了1,500名15歲及以上的市民,並與多位持分者作深入訪談。研究發現,受訪者對「選擇退出制」的意見頗為兩極,「贊成/非常贊成」的約為43%,「不贊成/非常不贊成」的則為34%。

該會認為由於社會對「選擇退出制」未有共識,該研究認為不宜貿然更改制度,以免製造矛盾,適得其反。

「選擇退出制」需其他配套及社會條件配合。綜觀國際經驗,「選擇退出制」還需其他條件配合,例如有效管理器官捐贈的架構及機制、足夠的醫療設施及人手、成熟的器官捐贈文化等,政府及醫療機構亦要得到市民信任。若未有所需配套及環境,可能會像新加坡一樣,實施「選擇退出制」後捐贈率仍毫無起色;甚至重蹈巴西在1997年的覆轍,大量市民一起退出機制,令制度在第二年便遭廢止。

對「家屬決定權」未有共識目前香港捐贈制度另一具爭議性之處,是不管死者生前的意願如何,直系親屬擁有捐贈的最終决定權。據醫院管理局的統計,平均有四至五成家屬會拒絕捐出死者的器官。

現行機制未盡完善,容易錯過潛在捐贈者綜合各受訪者的意見,目前器官捐贈登記的程序及系統設計落後,對市民來說並不方便,亟待改善;而公立醫院因資源和設施不足,特別是深切治療部的病床短缺,醫護人員(如器官移植聯絡主任、深切治療部員工)的工作過於繁重,又沒有專責部門統籌和管理相關事宜,容易錯過潛在的捐贈者,流失部分有用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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