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萬+1人的創舉 為何「反送中運動」能獲得空前的參與度
通識探討

200萬+1人的創舉 為何「反送中運動」能獲得空前的參與度

在過去的數周,港人在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運動中雖然未能言勝,但「二百萬人上街」、「連續兩周破百萬人上街」、甚至「救護車分海紅」等事蹟,的而且確是近代社會運動的壯舉,必定會被載入香港的史冊當中。然而,若是留意社會運動或政治議題的人士,不難發現香港近年的社會運動其實並非一直以來也有這麼高的關注度及參與率。自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來,社運的凝聚力及市民對社運的態度,呈現著一種負面的消退狀況,更有不少資深的傳媒人以「社運倦怠」一詞來形容這種變化。在2014年後的各次社會抗爭事件中,如反高鐵一地兩儉、反大嶼山填海計劃、或是議員DQ事件,雖然也獲得了社會的廣泛討論和關注,但真正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或是發起不合作運動的人數卻遠不如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

社運的參與度,除了能反映普遍市民在社會議題上的焦點,亦能讓我們對整體的政治狀況作出反思。因此,筆者將於本文就導致反逃犯條例運動能獲得空前參與度的因素作出分析。

促進市民參與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的因素

因素一:「無領袖抗爭」—新型社運模式

在是次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中,港人實現了一從「無領袖抗爭」的新型社運模式,而這種模式顯然更有利於凝聚示威遊行的參與者。在2010以來的各個大型社會運動中,一些年青的政治人物如黃之鋒、梁天琦等往往擔當著一個領導者或是召集者的角色。美國《洛杉磯時報》分析指,隨著這些政治新力軍相繼被判入獄(黃之鋒剛剛出獄,錯過了早前的抗爭行動),現時的社運已無一個明確領袖,大部分民眾均是自發上街。市民透過一些社交平台及網上論壇,自發地組織運動並進行各種決定。而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形容港人經歷過早年的一些政治運動後,累積了各類的社運經驗,懂得如何供應物資、設立醫療站等。

一方面,由於現時的社運是由民眾自行發起,因此不會存在「我不是某某黨派的支持者,所以我不參加相關運動」的情況,人們毋須考慮政治光譜上的分界,紛紛為著同一目標上街,就如「連登仔」常說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同時,由於沒有一個明確的領導者或所謂的「大台」,減低了群眾的倚賴心理,每個人也熱衷於提出一些建議及想法,令整個反送中運動得以變得多元化且深入不同界別中,遍地開花。

因素二:反對目標旗幟鮮明

社運訴求的旗幟愈鮮明,反對的目標愈明確,往往便能得到愈多人的支持。2014年時的雨傘運動雖然亦牽動著全港市民的利益,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但畢竟普選的方案較為複雜,何為「民主」、「公民權利」等等的概念也較為模糊,因此難以凝聚社會上不同階層及文化水平的人士。

在反修訂逃犯條例的運動中,雖然市民未必個個也對兩地法制差異(普通法及大陸法)有明確的認知、亦未必了解條例上的明細內容,然而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卻是明確的。另外,香港早年曾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店長林榮基等五人先後失蹤並被中國執法人員擄至大陸,亦令港人對內地的司法機構產生恐懼心理,不願被「送中」的想法變得十分清晰。因此,這亦是促使港人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因素之一。

因素三:公民覺醒及民怨累積

自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不少港人的公民意識覺醒,開始留意社會上的大小事務,經過沉澱後,亦會開始思考自身在社會上的責任以及自己能如何改變社會不理想的狀況。另一方面,在2014年至今的5年內,政府一直亦未能修補社會上的裂痕,而且推出的多項政策如「東大嶼發展計劃」、「一地兩檢」、或是「國歌法立法」等等,亦引起了廣泛的爭議。雖然特首林鄭月娥在當選時一再強調希望「修補裂痕」,但自上任以來她亦維持一貫的「好打得」管治風格,早前在立法會面對議員對修訂《逃犯條例》的質詢時,更稱「九成議員都係講無謂嘢」,完全未有展現與各界溝通的誠意。因此,是次反份訂逃犯條例運動,亦可視為一種公民覺醒的體現以及民怨累積的爆發。

作者:李冠言